走近英雄，光岳楼下英气豪！

明朝洪武初年，安徽凤阳人陈镛任平山卫指挥佥事，守御东昌。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，为加固聊城城防，由他主持将原聊城土城改建为砖城。为“窥敌望远”，又主持以修城所余砖石木料，于城中央建楼一座，洪武七年（1374年）完成，起名“余木楼”。明弘治九年（1496年），吏部考功员外郎李赞登楼时，东眺五岳之尊的泰山，遂以“近鲁有光于岱岳”为由，更名为“光岳楼”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因为聊城保卫战赋予了光岳楼救亡图存、抵御外侮、光耀河山新的意义。一个个抗战的英雄、一场场英勇的战斗，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书写了不朽的篇章。

文武兼修的邓延熙

光岳楼南200米的殷家园子里曾经有个状元府。那是康熙六十年（1721年）状元邓钟岳的府邸。邓钟岳曾书“太平楼阁”匾额，这或许是对过往300多年安静岁月的回望，也或许对未来天下太平的期许。此匾额悬挂至今，每天都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。200年后，有一个叫做邓延熙的后人延续了他的理念和希望，不仅以文报国，而且甘洒热血于抗日战场，捐躯为国。

邓延熙出生于1919年，家里虽不富裕，但仍不遗余力供他读书。先是在家读私塾，而后就读于聊城县立第一小学、山东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。读书给邓延熙增加了革命斗争的本领。九一八事变后，年仅12岁的邓延熙带领同学上街宣传抗日、抵制日货。

邓延熙在斗争中以笔为刀枪，以报刊为战场。1933年他考入山东省立第二中学，创办进步刊物《青鹤》，发表散文诗《一个战士的死》等文章，在报刊宣传抗日。1936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，参与学生抗日救亡，响应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邓延熙返回聊城。范筑先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下，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。其中的聊城青年救国会以广大爱国青年为主体组成，邓延熙担任负责人。他们深入城乡宣传抗日，组织青年参军参战，为抗日部队筹集粮食衣物，为鲁西北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，他的工作得到了党组织高度认可。1938年9月，经中共鲁西北特委选送，邓延熙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1939年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出席了党中央党的活动分子代表大会。此时，邓延熙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。

1940年春，邓延熙正式开始军旅生活，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部工作。同年秋，为了增强华中抗日力量，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进攻，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抽调兵力南下增援新四军。邓延熙随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挺进盐阜地区。

1941年1月，皖南事变爆发后，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，在盐城设立新四军军部。重新组建后的新四军第三师由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，活动于苏北地区。邓延熙也由八路军整编为新四军，任第三师七旅二十一团三营教导员，兼任盐城县十四区区委书记（化名“白果”），公开身份为民运大队长。他察民情、打鬼子、除汉奸，每项工作都很出色。下乡工作时，他和群众一起吃糠咽菜，从不搞特殊化，被称为“庄户人的好领导”。有一次，三师二十团三营准备进攻上冈敌人据点，白果主动承担侦察敌情的任务。由于情况准确，这次战斗顺利成功，击毙一名日军分队长。1941年6月10日傍晚，白果亲自率领区队绕道潜入上冈，将汉奸章万和、查保全逮捕法办，为当地群众除去一大祸害。

1941年8月22日，日伪军向十四区的西吉庄、尖墩一带发动大规模扫荡，企图围剿当地抗日武装，双方力量敌众我寡。次日凌晨，战斗打响。激战两小时后，因伤亡惨重，白果命令部队突围。他和区长李甲、三营营长何玉祥率部阻敌。当部队撤至尖墩五汊口时，被河水挡住去路。由于敌人逼近，白果等人决定泅水过河。但是，白果不会游泳。在骑牛渡河时，不幸溺水牺牲，年仅22岁。战斗结束后，白果被就地安葬，没回家乡。正可谓：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裹尸还。

1942年，盐城地方政府将牺牲地命名为“白果乡”，后陆续设立白果公社、白果小学、白果社区等。1967年建湖县冈西镇修建白果烈士陵园，如今已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根据家人意愿，1973年白果的部分骨灰迁回聊城，两地共同召开追悼大会，其事迹由两地人民共同铭记。他是聊城市革命烈士陵园安葬的唯一一位新四军烈士。

文武兼修的白果，视死如归，敢于和敌人血战到底的精神，永远鼓舞着我们砥砺前行。正是：“生于聊城，遇难盐城，二城人民悼烈士；投身革命，献身革命，革命群众念英雄”。

以血代墨的金方昌

从光岳楼东行600米是金方昌烈士故居。影壁上“严刑利诱奈我何，颔首流泪非丈夫”14个大字赫然入目，面壁之时顿觉一股凛然之气扑面而来。这是金方昌在大牢里蘸着自己鲜血写就的明志诗句。

1921年6月，金方昌出生于聊城步云阁街的一个回族家庭，比邓延熙小两岁。此时，既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，民族危亡之际，也是中国共产党即将横空出世的前夜，这也是金方昌人生中的第一次“政治偶遇”。人生中的偶遇，孕育着未来的必然。

对于金方昌来说，这个必然事件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的理想。他以19岁的短暂生命，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日烽火中书写了壮丽篇章。

金方昌父亲金庆兰炸过油条，开过油坊，后来经营了一个摄西书局。金庆兰从小没有上过学，饱受没有文化的难处。因此，他节衣缩食也坚持供子女读书。金方昌勤奋好学，把“自勉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他喜欢写作，在学校的《生活园地》上经常发表文章。金方昌在课余时间经常在父亲的书局帮工，接触到很多进步书籍，受到了革命启蒙教育。在聊城省立第三中学期间，深受进步思想熏陶。1935年，北平“一二・九”运动爆发后，他与聊城学生积极响应，投身抗日救亡宣传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华北沦陷。金方昌随胞兄金默生到济南一中上学。金默生这时已是地下共产党员。在哥哥的教育带领下，金方昌积极参加散发传单、送信、放哨等抗日救国活动。他还参加了农村宣传队，去济南南部山区进行抗日宣传。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中，金方昌迅速成长起来，不久便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。

因为战略地位重要，煤炭资源丰富等原因，山西成为华北抗战的堡垒（毛泽东语）。八路军三大主力师115师、120师、129师东渡黄河，进入山西抗日前线。115师取得平型关战役的胜利，打破了“日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；120师取得雁门关伏击战的胜利；129师取得夜袭阳明堡机场等一系列辉煌战果，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。八路军陆续建立了晋察冀、晋冀鲁豫、晋绥等抗日根据地。国民党军在山西也进行了一些积极的防御作战，如忻口战役，歼敌二万余。阎锡山出于“自存与自固”的目的，提出了“守土抗战”“牺牲救国”的口号，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。1936年9月18日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，阎锡山担任会长。牺盟会成立后，以多种方式推动抗日救亡。阎锡山还组织成立了抗日民族革命大学，1937年底在运城成立了第二分校。

“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。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。”热血青年金方昌誓言要到“中流击水”。他随金默生奔赴了山西抗战最前线。1937年11月，他考入抗日民族革命大学第二分校。他刻苦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，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。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立下誓言：“愿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。”1938年8月，金方昌被党组织派往晋察冀边区，分配到山西代县牺盟会担任秘书。

1938年秋，金方昌被派到城南赵家湾区担任区委书记。他经常头缠白毛巾，白天帮老乡放羊、打柴、种地，晚上走家串户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，得到了群众信任和赞扬，都亲切地叫他“我们的小金同志”。1939年冬，金方昌到抗日形势最严峻的城关一区任区委书记。次年初，又任中共代县县委委员、宣传部长兼一区区委书记。金方昌白天带领群众务农，晚上带领民兵割电线、埋地雷，骚扰敌人据点。百团大战期间，给部队送粮。山高路远，金方昌负责的一区条件尤其艰难。但每次送粮任务完成的都很好。1940年8月24日，金方昌在写给金默生的信中说：“在代县开辟工作的经验就是，改善人民生活是发动基本群众抗日积极性的有力武器。边区的每一个角落都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民主运动，我们都亲身尝到新民主主义的味道，谁说老百姓不懂民主？谁说老百姓不管国家大事？叫他来晋察冀看一看，这里的区代表、县议员不是老百姓选的吗？”此时，金方昌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了。

1940年11月，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大规模“扫荡”。金方昌奉命督运公粮。22日夜，他与区自卫队队长周致远等5人在大西庄村西山洞休息时，因汉奸告密，遭200余名日伪军包围。他接连击毙两个敌人后，和周致远边打边向村北撤退。子弹用尽，他便将手枪和随身携带的文件埋在路旁的沟里。敌人蜂拥而上，金方昌不幸被俘。

敌人把金方昌绑到大西庄村一棵古树上，用马鞭劈头盖脸地抽打，问他枪藏在哪里。金方昌大声回答：枪留着打日本、打汉奸。敌人又问他，在八路军里干什么？他斩钉截铁地说：抗日！在日本宪兵队审讯时，敌人脱去金方昌的棉裤，在他的膝弯里压上杠子，鲜血染红了碎石子。但他咬紧牙关，一字不吐，直到昏死过去。打手们用冷水把金方昌浇醒后再用鞭子铁尺毒打，一切刑具用完，但只要醒来，敌人得到的只有骂声。无奈，敌人又把他投入水牢。金方昌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：被打断一只胳膊、挖去一只眼睛，遍体鳞伤。但他始终坚贞不屈，痛斥日军罪行，高呼“抗日人民是杀不完的”。在牢房墙壁上，他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“严刑利诱奈我何，颔首流泪非丈夫”的诗句，激励战友坚持斗争。他在烟盒上给县委写下绝笔信：“我被捕，但没有任何对革命不忠诚的地方……牺牲是为了革命，没有什么，这是革命成功的代价。”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，面对赶集的人群，金方昌不停地高喊：“抗日的人民是杀不完的，我们死也要勇敢，绝不给强盗下跪！”还高喊“打倒日本帝国强盗，中华民族解放万岁！”金方昌英勇就义时还不满20岁。

金方昌牺牲后，晋察冀边区政府授予他“模范党员”称号，并将大西庄村改名为“方昌村”。方昌村设立了纪念亭和纪念碑。1954年，其遗骨移葬晋冀鲁豫烈士陵园，聂荣臻元帅题词“抗日民族英雄金方昌烈士永垂不朽”。2014年，他入选民政部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。

金方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至今仍在传承。聊城市革命烈士陵园有他的事迹展览。古城区建立了金方昌烈士故居，复原其故居场景，陈列珍贵文物。他的事迹被改编成戏剧、连环画等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。金方昌生命是短暂的，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：灵魂里有黄金的人，不会贪恋现实世界的功名利禄，他们会不惜一切捍卫自己的理想信念，哪怕以生命为代价。

举家抗日的范筑先

光岳楼东北侧是范筑先烈士纪念馆，为光岳楼增添了英雄之气概，浩然之风骨。纪念馆院内矗立着两块石碑。一是邓小平题写“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”。范筑先毅然决然在聊城坚持抗战，屡屡建功，被称为铁血将军，影响极大。上海淞沪会战纪念园也有其誓死抗日的版画。另一块是由聊城市人民政府所立“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大队殉国烈士纪念碑”。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大队的第一任队长是范筑先的二儿子范树民。一对父子，共同抗日，两个烈士。纪念馆内还展现了范筑先夫人武治国、二女儿范树琨以及其长子范树忠、长女范树莹在抗战时期的足迹。全家抗日，共赴国难，满门忠烈，美名流传。讲述范筑先举家抗战，要从这父子俩分头讲起。

先说范筑先。

1936年11月，范筑先从临沂来到聊城任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、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。虽为国民党地方官员，但坚决拥护国共合作，联合共产党干部组建抗日武装，至1938年已发展成约6万人的游击部队。到1938年11月15日壮烈殉国，范筑先在聊城只有短短两年时间，但他举家抗日，满门忠烈的事迹却气吞山河，光耀史册。

在纪念馆里，我看到了范筑先那个著名的“皓电”：

南京海陆空军大元帅蒋、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均鉴：

慨自倭奴入寇，陷我华北，铁蹄所到，版图易色。现我大军南渡，黄河以北，坐待沉沦。哀我民众，胥陷水火，午夜彷徨，泣血椎心。职忝督是区，守土有责，裂眦北视，决不南渡。誓率我游记健儿和武装民众，以与倭寇相周旋。成败利钝，在所不计，鞠躬尽瘁，亦所不惜。惟望饷项械弹，时与接济。俾能抗战到底，全其愚忠。引领南望，不胜翘企。

通电中饱含对国家的担忧、对民众的责任；饱含对誓死抗战、人在城在的决心。每个字都掷地有声。

这个通电震动全国。通电把范筑先完全放在背水一战的位置。他也深知，以他区区地方保安力量，抗击穷凶极恶的日本正规军，肯定是一条艰险的不归路。因此在电文中还企望能给予军饷枪械诸方面的接济。

通电也是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。1937年7月7日，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，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。在日寇入侵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范筑先奉命撤到黄河北岸齐河渡口时，看到大批难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，令他夜不能寐，深感责任重大。当他进一步意识到撤到黄河以南是逃往湖北避难时，共产党员张维翰、姚第鸿积极建议召开部署会议。范筑先最后决定“大敌当前，我们守土有责，不抵抗就撤退，何颜以对乡亲父老？我决心留在黄河以北，守土抗战。”此时的范筑先已经将个人生死系于城垣之上。“抗战到底”的誓言，其如金石坠地，铿锵入史。1938年5月1日至6日，第六区政训处召开政治工作扩大会议。范筑先在会上作了《良心抗战、责任抗战、守土抗战》的讲话，再次阐明坚决抗战的意旨。

范筑先部先后在梁水镇、堂邑、南镇、范县、东阿、济南等战斗战役中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。聊城保卫战是他的最后一次战斗。1938年11月14日上午，日军先头部队步炮兵300余人、汽车坦克10余辆，在飞机配合下，逼近聊城近郊。黄昏时分，日军从三个方向进攻东门。范筑先率部激战两个多小时，打退日军三次进攻。15日佛晓，范筑先将司令部转移到光岳楼下，此时攻城日军已经增至700余人，再次向东门发起猛攻，范筑先左臂被炮弹炸伤。上午9时，东门失守，范筑先退至光岳楼下继续组织血战。日军飞机扫射时，范筑先腿骨被打断。在送往医院途中，范筑先为避免拖累他人撤退，在北门附近自戕殉国。下午5时许，聊城被日军占领。经过此战，范筑先和共产党员张郁光、姚第鸿等守城健儿700余人壮烈牺牲。

再说范树民。他是范筑先的次子。

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队是范筑先为培养抗日后备力量，于1938年成立的一支青年抗日武装队伍。范树民是第一任队长。他年少英俊，血气方刚，带领队员们积极投身抗日斗争。1938年8月，在范筑先指挥部队围攻济南时，范树民率领挺进队参加战斗。他挑选了60名队员奔往前线。在齐河坡赵庄遭到偷袭，范树民在突围中壮烈牺牲。范树民牺牲后，由他的二姐范树琨接过钢枪，继任挺进队队长，继续领导队伍进行抗日斗争。

面对丧子之痛，范筑先在家与国的关系上他表现得十分旷达开明。

他安慰妻子武治国：“不要哭了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不是树民为国牺牲，别人怎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好儿子呢？是咱范家的光荣。”

他鼓舞青年抗日挺进队队员说：“打日本就是要死人，不流血牺牲，怎能换来抗日的胜利？为国家、为民族牺牲，他们的死是光荣的！”

他慰问前线部队时表示：“民儿为国家民族战死疆场，是死得其所。”

他在《抗战日报》发表公开答谢：“此次幼子树民任挺进队长，随军东征，为国捐躯，系属军人光荣。马革裹尸，男儿应具夙愿，既获疆场殉国，死后何憾！”

在纪念馆里，我看到了范筑先给友人的一封亲笔复信：

“自中日战起，弟早打破家庭观念，齐河之役，民儿受命，不敢谓求仁得仁，差幸死得其所，伊何可憾。弟又何悲，惟长江形势，日趋紧张，此弟所万分惦念者也。夫公岂无父子之情，盖爱国心重，早置身于度外矣。”

舔犊之情、报国之志，溢于言表。这也为三个月后自己殉国埋下了注脚。

既然是满门抗日，就不得不提及范筑先其他家人。关于范筑先夫人武治国的资料非常少。范树民牺牲后，从范筑先开导她的情景，我们能深刻感受到她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女子。范筑先在聊城组建了许多抗日群众团体。邓延熙参加的青年救国会、金方昌参加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都名列其中。聊城妇女救国会也是其中的一支，由武治国担任会长。可惜没有找到到她组织开展活动的资料。可以肯定，武治国是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敢抗日战士。

范筑先曾先后把自己的长子、长女和三女儿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。这位国民党专员的子女，竟有好几个是中共抗大毕业生,也是抗战中的一个传奇。

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范筑先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以家奉国、和日寇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。

范筑先牺牲后，日敌军毫无人性地将其坟墓掘开摄影后，旋复埋葬。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延安分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，高度评价范筑先的抗战业绩。1941年，在聊城市梁水镇建立了范公祠。1947年1月聊城解放，八路军入城时颁布三项命令，第一条就是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敬礼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范筑先遗骸由聊城移至邯郸“晋冀鲁豫烈士陵园”。其夫人武治国和儿子范树民也共同安葬于该烈士陵园。一家三口长眠一起，不离不弃。1988年，在聊城市古城区光岳楼下建立范筑先烈士纪念馆。

白果，金方昌，范筑先仅是光岳楼下抗日英雄群体的代表。特别是以张郁光、姚第鸿为代表的共产党员，促成国共合作，并肩战斗，前仆后继，做出重大牺牲。缅怀英烈、崇尚英雄，是为纪念过去，也为照亮未来。光岳楼不仅是一个和泰山辉映的建筑物，也是豪气冲天、英雄荟萃的地方。正是：英雄光耀光岳楼，光岳楼下英气豪。

作者 张玉录 聊城市政协常委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